2009年9月中旬，我骑车抵达了北京，然后在朋友家住了半个月。他们仍然在画画，曾经短暂上过班，后来接业务在家里画，变成了自由职业。当时北京在筹办国庆六十周年庆典，市区里提前两周就开始到处封路。我待到了国庆，然后买了张回广州的火车票。我骑到北京的那辆单车就留给朋友了。我买到的火车票是站票，坐那趟火车的人很多，乘客的行李都堆到车厢连接部了。我上车后挤不进车厢，只能也站在车厢连接部。我记得当时自己前后左右站满了人，我连蹲都蹲不下去。我身边有个人还提了一袋肯德基上车，结果可乐杯被挤扁了，可乐洒了一地，我的裤子上也沾到一些。我一直站到了武昌站，站了十多个小时，才找到个角落坐下。

回到广州后，我没有去上班，因为之前在南宁的经历，这时我对社交有抵触心理，我不想跟人接触。我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父母不清楚我身上发生了什么，他们看到我不工作，而且也没有处对象，十分担忧。不过他们从来不是强势的家长，他们不会干涉我，要求我做什么或怎么做，甚至连建议也很少提。从小他们对我的教育方式，不是热情主动地规训和指手画脚，而是冷淡地以身作则和道德说教。因此这时候他们尽管忧心忡忡，却又不知该如何和我沟通。他们对我处境的一些看法，只在背后向我姐倾诉，却从没直接对我说过。老实说，我不能完全明白我父母对我的感情为什么这么节制和慎重。尤其是我母亲，从很多事情上，我感觉她对我没有亲密的信任，却有生疏的防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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