千禧年之前，刚刚大学毕业的我进入了深圳的一家高科技公司。那时沿海城市的发展如日方升，市场经济唯快不破，个人被绩效和房价不停驱策，高速运转。终日忙碌的我只有在接到父母打来的电话时，才想起远方还有一个衰败哀愁的故乡叫作“咱们厂”。

“咱们厂”是一家坐落在辽西深山中的三线军工厂，我的父母在此工作生活了四十年，兄姊也都出生于厂职工医院，在厂内上班，一家人由此认定我们的根就在“咱们厂”。

然而同在千禧年，这座国营大厂却是暮色沉沉的景象，直到二〇〇六年政策性破产，曾经以厂为家的几万职工家属分流四散，我的故乡就此被连根拔起。

虽然计划体制下的大厂纷纷消失，但当年的厂矿生活经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人生印痕。

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常在全国各地出差，接触过不少厂矿出身的子弟，并慢慢了解到各地厂矿的二代、三代子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群体，他们大都经历过厂矿集体社会的鼎盛和落幕，也都饱含着一份特殊的乡愁。许多子弟曾向我热情地展示“他们厂”的生活老照片，有江西的铜矿、四川的钢厂、甘肃的核工业厂、贵州的航空厂、河南的热电厂。我边看照片边感慨：工会俱乐部、独身宿舍楼、子弟校、职工医院、大集体冷饮厂、厂报、厂电视台……原来大家的成长环境如此相近相似，并没有想象中天南地北的巨大差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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